子恢:飞矢不动

从讲政治的高度推进出租车管理改革 

王子恢 

重庆、三亚、甘肃永登等地连续三起出租车罢运事件，使出租车行业改革再次成为焦点。尽管有这三起群体事件的刺激，但关于出租车行业的实质性改革，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学者动议、媒体呼吁、司机期盼的阶段，出租车公司既得利益者，而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只要在某一时点上与司机达成妥协，不发生非常事件，也不会特别积极地去推进这个领域中的改革。 

但是实际上。出租车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可以说，出租车改革，是当前事关社会稳定与民心向背的大事，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必然。出租车行业改革已经亟待破题，到了必须改革、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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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经济原则角度来看，中国的出租车公司，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垄断下的权力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癌变肿瘤。我国现阶段大多数城市都采取政府管制模式下的特许经营制，并实行数量控制的公司化经营。因为特许权成为稀有资源，出租车公司因此垄断市场准入，提供统一服务。这种模式表面上看能有效地实现对车辆的管理与控制，可以保障安全可控的社会公共服务，但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垄断，导致出租车公司成为市场的完全主宰与纯粹的利润垄断者，成本转移，风险转嫁，利润独吞，广大司机沦为向出租车公司交风险抵押金、份子钱并完全承担所有生产运营成本的赚钱机器。 

很显然，广大司机的现状表明他们丧失了最大限度的劳动者权益与福利，这种模式并不是一种最优选择。这种模式之下，出租车公司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承担经营责任与风险的市场主体，因此成为市场上多余的一环。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恶化，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并使市场经济自由公平原则沦为权力的牺牲品。大量关注出租车问题的研究者均认为，出租车市场是一个可以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没有必要实施强力政府管制，不应该被垄断权力长久笼罩。 

个体化经营被视为当前出租车改革的最优方案，但也是改革过程中阻力最大的方案。个体化经营模式下，每个司机成为一个完全的市场经营主体，而出租车公司转变为提供物业管理与行业服务的中间机构，司机按行业标准规范进入市场，自由选择出租车管理公司挂靠经营，只须向其交纳服务费。这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明晰了产权，完全理顺了生产关系，不仅使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础，而且明确了市场经营主体的真正的责权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已经就山西太原的个体经营模式做了详细的调查报道，在现在的科技条件下，从管理手段、服务规范、实践效果上看，山西太原的出租车市场是一个高度和谐的市场，太原的成功说明，个体化经营在中国是完全行得通的。 

当然，破除行业垄断，推进出租车行业改革，如何处理现有庞大的出租车公司体系，是一道难题，需要因地制宜地研究相应方案。但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生产关系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如果不是仅仅从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观察，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问题，则显得更具有某种政治意味而愈加紧迫。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追求共同富裕，但实际上，在出租车市场领域，这一目标已经被严重扭曲。显然，出租车市场是一个与民争利的市场，而不是利益共享的市场。《史记·货殖列传》谈政府管理市场的原则：“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而现在我们恰恰最终选择了下策。这种下策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弱势群体对政府与社会信赖的动摇乃至丧失。 

开放三十年到现在，经济成就的另一面是贫富差距加大及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阻力的现实，因为机会不均等，权力腐败等改革中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步入衰退周期，中国的就业形势也因实体经济的冲击而日益严峻，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正处在微妙的发酵期，稍有不当，则有可能使矛盾演变为局部社会危机。从瓮安事件，到深圳数千人抗议地方警察，到重庆三亚等地短期内连续三次出租车停运，都说明，改革的下一步，从制度建设上，要更加强调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让他们感到公正、安全、稳定的社会安排。而出租车行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联系广大百姓利益的行业。 

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是“道义经济学”的倡导者，他研究导致上世纪三十年代东南亚包括中国的农民运动发生的深刻社会机理，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他强调，政府要深刻理解资源分配、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等现象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并提出了政府执政的“道义”这样一个特殊的概念。 

“道义”这一概念，其实际内涵是政府如何行政，为谁行政的命题。2004年，银川市6800余辆出租车集体罢运，其导火索就是银川市政府准备实施《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事后，新华社就出租车问题发表时评，文章说：“党的执政能力高低强弱，最终体现在她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上。出租车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其管理水平势必影响城市声誉和发展进程，影响城市管理者的声望，影响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评价。” 

而从2002年到现在，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中国出租车领域共发生大小规模不等的罢运事件130多起。什么样的压力与不满让这些司机们一次次冲冠一怒？到现在，一次次的“圆满解决”背后，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从制度安排层面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将这些来自普通百姓的不满与愤怒彻底平息？ 

（本文系国际航空报专栏文章 搜狐财经博客评论，作者王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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